策略聚宝 周总理只是让他经商，给党赚取经费，他却给组织赚回一个商业帝国
1949年上海解放，一个男人走进办事处，把名下所有的公司账目往桌上一放，黄金12万两，固定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，全部交出去，不留一分。
八年前，他口袋里只有1000美元。
这个人就是肖林，他又是怎么把1000美元变成千万帝国的？
接到为党赚经费的任务
1941年3月，重庆，战时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国共合作以来，八路军每个月从蒋介石那里领63万法币的军饷。
这笔钱听起来不少，实际上根本撑不住。法币贬值的速度快，八路军的队伍却在迅速扩充，从最初的四万多人，扩到了三十多万。
军饷的缺口越来越大，偏偏1941年开年，皖南事变一爆发，军饷直接被停了，国民党还对各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。战士要吃饭，打仗要枪炮，钱的问题不解决，什么都是空谈。
周恩来决定开辟经济战线，专门派人去做生意，为党赚取运转经费。
被选中的人叫肖林，原名肖本仁，四川江津人，那年26岁。
他的父亲是个舀纸匠，靠着在山里砍嫩竹、打浆制纸为生，家里条件不宽裕，但父母咬着牙送他读书，一路读到了中学。
后来因为在学校参与学生运动，被校方劝退，在白沙镇一所小学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校工。
1936年，肖林进入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，这一干就是好几年。他从基础岗位做起，后来升任卢作孚的秘书，还兼管物产部的业务。
民生公司是当时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之一，货物周转量大，商业往来复杂，肖林在这里学到的，不只是账目怎么算，还有货物怎么流通、关系怎么维护、市场怎么判断。
1939年，他经人介绍秘密入党，开始从事地下工作。妻子王敏卿同样是党员，两人配合默契。
周恩来选肖林执行这个任务，有几个原因。他有真实的商业经验，在商界有自己的关系网，看起来就是个做生意的人。入党时间短，没有公开的革命身份，特务很难盯上他。
见面那天，周恩来说了一句话："什么时候要钱你就给，不够就想办法凑，绝不能误事。"
钱之光把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交到肖林手里，肖林揣着这笔钱，开始谋划。
从江津小商行到跨城生意
拿到钱的头一段时间，肖林做的是资金拆借和汇兑，黄金美钞之间倒手，靠差价赚钱。
这路子来钱快，可持续性差，稍有不慎还容易出事。做了一阵，他觉得不稳妥，想换个方向。
他和王敏卿商量，决定在江津开一间实体商行。王敏卿是重庆巴县人，在白市驿读过书，对江津一带的市场情况很熟悉，认为这里有做头。
1941年4月，江津大西门附近，一块写着"恒源"的招牌挂了出来。恒源商行主营土纱、食糖、植物油，都是寻常的土特产。
商行第一笔真正挣到钱的生意，是从湖北三斗坪运土纱。
湖北的纺织业有历史底子，晚清张之洞在湖广建了纺织四局，当地工厂多、产量大，土纱价格压得低，尤其三斗坪一带，纱的质量稳，出货量也大。
可当地消化不了那么多，货只能堆着。肖林看出来了，把这批便宜土纱运到江津，按照市场价出手，一进一出，差价相当可观。
土纱这条线跑稳了，他又盯上了食糖。
1938年起，日军持续轰炸重庆，白糖作为战略物资，城里价格一路蹿升。
肖林从民生公司的老朋友那里得到一个内部消息：糖税快要涨。他立刻大批囤货，税率一调整，价格跟着涨起来，他手里的库存直接套现，赚了一大笔。
有了本钱，生意扩得快。恒源商行在李市、重庆相继开了分号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升级为大生公司。
产品线也跟着拓宽，五金、木材、西药进来了，卫生用品、新式内衣、化妆品也上了，什么卖得动就卖什么。
药店刚开张那阵子，没有口碑，门可罗雀。
肖林想了个办法，雇几个挑夫，让他们扛着药箱在附近几条街来回走动，外人看着以为这家店生意繁忙、进出货频繁，慢慢真有人上门来买，口碑就这样带起来了。
抗战时期，路上的检查站、封锁线、盘踞山头的土匪，随时都是麻烦。
肖林处理这些的方式，是把各路关系打点到位，国民党的军警宪特都有来往，在各方之间周旋，消息比别人灵通，危险也往往比别人早一步化解。
抗战胜利后没多久，钱之光专程来找他，告诉他战争还没结束，国民政府已经迁去南京，下一个阵地在上海，让他把业务重心转过去。
1946年5月，华益贸易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。肖林把恒源商行的重庆业务留给王敏卿打理，自己带着班底扎进上海滩。
华益扩张的速度很快，青岛、徐州、蚌埠、香港，几个城市陆续有了分公司，生意的版图越铺越开。
花生油桶里藏着黄金
华益贸易公司对外是个正经的商业机构，私下里承担着另一项功能——党在战时的秘密转运通道。
解放战争打响以后，东线战场上缴获的物资，黄金、美钞、法币，数量不小，需要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完成转移和分配，这个任务交给了肖林。
美钞的处理相对简单，通过公司正常的贸易往来把它消化掉，折换成法币，再秘密转交给各地的党的办事处。
黄金更麻烦。直接搬运黄金，体积小、分量重、目标大，容易出事。
肖林的办法是，把黄金统一熔铸成金条，装进装满花生油的油桶里，密封好，从外面看和普通货物没有区别。
遇到检查，没有人会往油桶里想。这批黄金跟着商队的货物一起走，一路运进了延安。
西药和医疗器材是另一块。国民党对这类物资管控严，根据地缺口很大。肖林把这些东西混在日常货物里，分批通过商行的货运渠道，陆续送到各个解放区。
每一步操作都藏着风险，任何一个环节出了纰漏，后果都不轻。
1948年，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，一个叫刘国定的人被捕以后叛变了。
刘国定当年介绍王敏卿入的党，叛变之后，他把王敏卿的情况全交代了出去。特务还没上门，组织的消息先到了。肖林夫妇迅速转移，躲过了这一劫。
类似的险情不止这一次。肖林在商界搭建的关系网，不只是用来谈生意的，更多时候是用来感知外部动向、提前规避风险的。
什么时候该撤，什么时候还能顶着，他分得很清楚。整个经济战线，他和王敏卿支撑了将近十年，从未断过供给。
交出一切，只要三枚银元
1949年，上海解放。
肖林把所有账目整理好，等着移交。账面上折算下来是黄金12万两，厂房、设备、存货等固定资产加起来超过1000万美元，全部上交。
来接收的是陈毅。
东西都交完了，肖林开口提了一个请求："能不能给我留三块银元？带着当个纪念就行。"
这个要求把陈毅问住了。八年时间，从1000美元做到千万资产，交出去的时候，张口要的就是三块银元。
陈毅答应了。
这三块银元，肖林夫妇带在身边放了将近五十年。1997年，两人年事已高，把银元捐给了重庆博物馆，没有提任何附加条件。
从1941年接下任务，到1949年全部移交，肖林夫妇在各阶段陆续上交的经费数额，已经很难逐笔统计清楚。可以确认的，是那一次性移交时账面上的数字。
革命胜利后，肖林没有去要职位，没有要待遇，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里。他做的那些事，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让人知道的。
一个工匠家的儿子，拿着一千美元出门，还回去一个帝国，只要了三枚银元做念想，这件事本身，已经说明了一切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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